近年艺术品市场风生水起，每年的交易都创造了不俗的成绩。但在很多人眼中，艺术品市场真假难辨，唯恐上当受骗，不敢轻易涉足其中。这种状况客观上也造成了艺术品流通仅成为少数人的游戏，制约了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原秘书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刘东瑞看来，收藏是广大群众都能涉足的领域，只要是自己认为好的、有眼缘的东西，都具有收藏价值。但对于艺术品鉴定来说，仍需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保障机制，奖惩有据。
鉴定涉及人的命运
刘东瑞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做了14年秘书长，经他手的案子，有20多起因为鉴定结论而被改判，或免于“死刑”。在他多年鉴定工作的实践中，始终贯穿着严肃性、科学性，长年以一种敬畏的心理对待文物鉴定工作，经受住了各种利益的诱惑，保证了每一次鉴定结论的正确性。
上世纪90年代，四川“破获”了一起汉代银缕玉衣案。公安方面将玉衣的头部、手部带到北京鉴定，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秘书处一位工作人员请了两位专家鉴定，认为是真品，于是四川方面又抓了些人。为什么呢？警方认为：“玉衣找回来了，同墓出土的其他文物如玉器、漆器、青铜器等哪里去了?必须得继续追。”
当时刘东瑞正好出差在外，回京后要他开鉴定证书，他看完照片后说：“证书不能开，这里有几个疑点：一是连接玉片的银缕(或金缕)，四个线头在外面，顺时针方向旋钮。这件玉衣是旋钮在内，外面是十字交叉，与古制不符。当然，也可能原来在地下已成散片，出土后复原时给做反了；二是玉片四角孔洞的边缘有毛刺现象，说明是电动工具打的，与古代工艺不符；三是玉片像是强酸‘咬’的，没有包浆，与古玉特征不符。”他提出，需要先鉴定实物，再决定是否出证书。刘东瑞又请考古所的卢兆荫、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李久芳等专家到四川成都复鉴，只见玉衣里挂了一个丝绸的内衬，虽用泥浆作旧，但坚挺的气质犹在，内衬上还留有机织的边缘，用手一撕，随着“刺啦”的声音，破口处升起一股“白烟”。经对银缕的化验，得知与银元成分一样。“这能是汉代的东西吗?”刘东瑞说，这个例子说明了，每个时代的生产工艺都有不同，抓住这点，就可以准确断代、辨明真伪。
以毁取乐不值得推广
此前，一档很火的收藏节目开创前，曾邀请刘东瑞为现场专家组成员，当他了解到节目的游戏规则时，婉言拒绝了。他说：“这个节目的设置理念是以毁来取乐，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古罗马斗兽场让奴隶与野兽搏斗，不是人死就是兽亡，奴隶主们在看台哈哈一笑；西班牙斗牛，玩儿一个斗牛士杀牛的过程，博得观众的欢呼。拿一件瓷器经专家组鉴定，如果判定是假，便由主持人手持护宝锤一砸，引得全场惊诧，达到了去伪存真的目的。这种玩儿法我不认可，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收藏，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的东西就不能收藏呢？就是假的呢，藏品没有真假，只有年份。真与假是相对的，今天的艺术品就是明天的文物，文物不能再生，但是可以产生。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物质留存，这档节目在台面上专家组的鉴定结论就绝对准确吗？他们的鉴定行为有授权吗？鉴定错了有赔偿制度保证吗？在节目的设置上，我提的问题都得不到答复，所以谢绝了。”
文物鉴定要有职业操守
在文物流通领域，鉴定是关键环节。目前在这个关键环节上，缺少制约机制。不能对鉴定部门、鉴定专家的资质、鉴定的程序、鉴定失误的赔偿等做出明确规定。于是有些鉴定者便把职业操守、道德底线放在一边而向“钱”看。
刘东瑞曾被邀请去一处藏家鉴定，邀请方表示鉴定费可以优厚，只要肯开证书。刘东瑞一看，都是现代制品。其中藏家从保险柜里拿出来“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瓷盘，每个瓷盘上画一个梁山好汉，底款是“大明宣德年制”。刘东瑞说：“施耐庵《水浒传》的刊印年代已是明代后期，在《水浒传》中才有了‘一百单八将’的排名，从这个简单的历史史实判断，这套系列瓷盘就不会是明宣德的，也不会是明清后仿的。那瓷盘上的人物画像基本是按照新中国成立后的《水浒传》连环画的形象绘制的，是现代人的手法。但藏家本人并不接受这个结论，后来藏家又从北京请去了不少专家，并且拿到了专家出具的几百件鉴定证书。”这些证书如果流向市场，会是什么结果，那是可想而知的。在一些鉴定证书上，都明文印着：“本证书的鉴定结论，仅为本中心专家的学术观点。”有的还加上“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样的鉴定证书能起什么作用呢？
如今，应在筑牢社会主义道德基础的同时，完善文化产业法律体系，建立、健全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法律制度，确立守法诚信的奖励机制，同时确立对违法失信行为的惩戒机制，建立可以信赖的文物艺术品鉴定的评估机制。
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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