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牧青日记 对话
书法以入百姓心为其本,以谙艺术律为质。今时看来在以晋代“二王”书风“帖学”为主+王公权力+官宦贵族笼罩下的中国书法在摆脱“两汉隶书”正大气象经历一千五百多年的发展后,崇法尚意,摇摇摆摆的以至于“馆阁体”书法的定型为其特质。
然,书道不灭,艺道新生,在清代金石考据之风相伴下促使“碑学”大兴,且以碑学的雄强豪迈、粗犷厚重“文化意识”来挽救、振兴民族于“鸦片”之后的水火涂炭、生灵颓废之际,“二王”阴柔、简劲、抒怀之美且含有奴性媚态倾向的中国书法也只能在流于技术与佞巧中求其艺术性的发展、求其艺术性的突破。
窃喜清季以来郑燮、金农、吴昌硕、邓石如、阮元、赵之谦、张裕钊、沈曾植、李瑞清、孙诒经、陶濬宣、包世臣、康有为、弘一法师、于佑仁、徐悲鸿等碑学大家“入经出经”或“离经叛道式”的成为中流砥柱,让中国近现代书法多了新的气象、新的面貌、新的骨气铮铮。
时至今时,虽有艺术特权的控制与导向,但在“全民化”的书法热情与省悟、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状态下,中国书法更多了许多的新的新形式与花样,使古人不敢想,也未曾实施的书法面目!
至若近代徐生翁、谢无量及至当代谢云、孙伯翔、王镛、石开诸位,更催生了新的书法意趣,特别从“敦煌写经”与“民间书法”和“墓志残刻”中吸收的养份,让中国书法更有活力,去庙堂衙门化,或有返朴归真之气息,或称之为“孩儿体”。
然,“孩儿体”与“江湖书法”、与“老干部书法”、与“吼书”、与“射书”、与“行为书法”、与“美术字书法”等狂怪、野魔、滥觞之状是有本质上的差异,需慧者习书之后方能鉴之一二矣!一一杨牧青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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