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牧青日记 对话
杨牧青:甲骨文非卜辞说之叙事曲第四
——打破固有思维模式,激活甲骨学,建立甲骨文新认知!
在前三篇叙事曲中对“甲骨文非卜辞说”基本算是讲清楚了,我也经常说“科学实证+玄灵思维是认知人类上古文化的基本方法”。现代科学概念及其内涵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今人”不能用现代科学的概念去衡量、框定、判决“古人”,要学习古人的智慧,不要动不动就认为古人是那样的愚昧与落后,乃至蛮荒不堪。特别在三千年前“周礼”还未建立成熟之前,殷商、虞夏及三王、七帝、八氏、一古时代的古先祖,他们自有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对事物的认知方法。若从生态文明和天人合一的观念来看,古先祖的“观天鉴地”方法比现代人更智慧,现代人基本上都不会仰观天象、俯察鸟兽之迹了呵!
喜因“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且得国家层面高度重视之故,拙文“甲骨文非卜辞说”疾笔见网后在局部范围内关注率、支持者还是较多的,反响也是蛮大的。但是,把“甲骨文非卜辞说”放在整个甲骨文(甲骨学)界和社会广知层面来看,仅是个小小的涟漪罢了。由于“甲骨文是卜辞说”的观念已根深蒂固了一百多年,加之区区位卑不力、人微言轻,一下子要让更多的人能够自醒,能够知误,能够认可,显然是不可能,还需有待时日。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有道理的。
文王囚而演八卦,商鞅裂而有强秦,屈子流放出《天问》,司马身禁著《史记》……等等,还有头悬梁锥刺股、野火烧不尽、我愿天公重抖擞、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等等,则又是另一种人生境界。历史告诉我们,关键需要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和认知去对待自己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文明创造,特别涉及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文化自信的层面来讲,什么样的态度和认知是极其重要的!
余之“甲骨文非卜辞说”将有可能引起甲骨文(甲骨学)研究的一场大讨论(预料从民间层面来说会这样的),这对当代研究甲骨文(甲骨学)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当然,这又是一条新的殉道之路,一旦涉入的越深,就越有不归之路的机会。
余之“甲骨文非卜辞说”势必会引起甲骨文 (甲骨学)研究的划时代新革命,只有把那些固守陈规者、脑袋愚腐者、本本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给点化了,给弄明白了,这一场划时代的甲骨文 (甲骨学)研究革命才算迈出了一小步。
余之“甲骨文非卜辞说”为了让人们更加开阔视野,打开思路,敞开胸怀,解放思想,还一个真实的商代文化和文明创造的本来面貌以续接中华文化文明的血脉。
余之“甲骨文非卜辞说”不是要全面否定前人的研究结论和成果,而是在吸收前人的智慧结晶前题下予以全新思考和重新定位,促使当代甲骨文(甲骨学)研究具有凤鸟出笼之喜,让冷门不冷,绝学不绝,增添华夏文明探源和人类上古文化追根溯源的新活力,让中国文字文化更加富有生机,以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余之“甲骨文非卜辞说”的意义要远远超出这个“意义”的本身,预示着当代甲骨文破译会有新突破,当代甲骨学研究会有新改观,转变甲骨文(甲骨学)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促状态,会跳出院系科班派的学术象牙塔和圈圈内的死胡同,以及人为设置的一些不合理门槛和一言堂现象及其防范人文社科学术项目腐败。
余之“甲骨文非卜辞说”相信会赢得更多具足智慧的人士支持,高手在民间,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不要以权威专家的自我膨胀心态去对待,眼睛学会向下,务必要重视民间的甲骨文<甲骨学>研究者智慧和力量。事实上,由于时下国家层面对甲骨文的高度重视,相信时日不远,甲骨文(甲骨学)研究者会越来越多,待下一个一百年时,甲骨文(甲骨学)研究会取得更大辉煌成就。同时,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成果也会不断产生,改观以往认知,前途一片光明,人们从甲骨文的文字文化中更能了知中华文化和历史的厚重及其伟大性,对增强文化自信、民族团结是不可低估的!
一、回顾历史文化的错位错判
1840年起,中华民族就饱受各种磨难和耻辱,无数人流血牺牲,付出沉重的代价,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着广大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终于换来了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中国人就从站起来走上富起来、强起来的一条康庄大道。近年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倡议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坚定文化自信、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等宏伟蓝图陆续付诸,寰宇气象一派甚好。
由于从1840年开始这一百多年里,晚清王朝的统治没落,国民生产力低下,科技创造没有重视,工业革命还未能从固有的农业社会中抬起头来,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想和意识不恒定,价值观不明确,特别“西学东渐”、“西风劲吹”、“东西方文明交流”、“西方科技日日逐新”、“侵略主义的战火纷飞”等原因,导致中国历史文化和文明创造就不断被不良企图给稀释淡化,不断的被不良意识给洗脑改观,并且在霸权主义、强权主义和全球化、国际潮流怂恿下,人们迷了方向,丢了根魂,忘了初心。
于是,人们在颜色侵蚀、纸醉金迷、道德滑落、社会浮躁的环境下,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文明创造的认知就发生了严重的错位错判。所谓的专家学者立场不坚定,时而西乎时而东乎,拿华夏文化史当游戏,甚至跟着“西方思潮”否定抹杀自己的历史文化,而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方文化文明交流、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也随之变质变味了。
风水轮流转,历史前进的号角给古老的东方发出一个强有力的心声——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如今,中国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
如今,中国人在“新形势下,要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传承”。并且要“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2016年、2019年国家领导人的多次重要讲话和信函,无疑为新时代的甲骨文(甲骨学)研究倍增信心和力量!
新时代下,我们对中华民族本有的历史观念需要思考,对文化内涵需要理解,对文明标准需要界定,对甲骨文(甲骨学)认知需要更新。
新时代下,到了该反省反思的时候了,千万别再拿所谓的国际学术界对文明标准界定的“主张”跟着别人的屁股后面跑,近三百多年的西方文明是不能左右华夏民族上万年的文明史啊!崇洋媚外要不得,充当文化新汉奸更要不得,一定要知道,中华民族复兴和文化自信不是空口说的,是要放在每个人的心中,是要通过个体到全社会的实际体现出来,对冷门近乎绝学的甲骨文(甲骨学)研究来说,也是概莫例外的!
二、甲骨文不是商代人为了占卜而产生的卜辞文字
自1899年殷墟甲骨文被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后,在刘鹗、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胡厚宣、于省吾、唐兰、孙常叙、姚孝遂、徐中舒、张政烺、陈梦家、顾颉刚、李学勤、宋镇豪等几代学者努力下,甲骨文(甲骨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辉煌成就并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
但是,对甲骨文(甲骨学)的认知,却是建立在“甲骨文是商代人为了占卜而产生的卜辞文字”这一“致命性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及至推广、普及和教育的。至今120年来,“甲骨文是卜辞”、“殷墟龟甲刻辞是占卜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是商朝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吉凶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因为刻在龟甲或兽骨上,所以叫甲骨文。又因为内容是占卜所问之事或者是所得结果。所以又叫卜辞。”……等等解释论述和具有定性的结论,已经深植在人们的脑海中,并且以这种“错位错判”的解释论述和具有定性的结论在日复一日的继续蔓延和承袭扩散。
时下,还要大力的进行甲骨文(甲骨学)推广、普及和教育。从一些掌握学术话语权所谓的“高层”甲骨文(甲骨学)研究者发出的声音来分析,若站在华夏文明探源和人类上古文化追根溯源的角度上去看,这是很严峻并且是很严重的问题,不得不令人深虑。历史文化能把人心凝聚在一起,以史为鉴知兴衰,以文为鉴知喜忧,以字为鉴知存亡,中华优秀的文化血脉畅通与否关键在于人们对其的态度和认知如何。
日月往复,星辰起落,明理者尽矣!通过变换思维方式,打破固有思维模式,反思前人的研究结论和成果,对甲骨文生发新认知,可知:甲骨文不是商代人为了占卜而产生的卜辞文字!我们必须对此要认可。只有认可了“甲骨文非卜辞说”才有可能真正意义上的激活甲骨学,建立甲骨文新认知。当然前提是要打破固有思维模式,并且要严防人文社科学术项目腐败问题。
三、甲骨文是什么
那么甲骨文是什么呢?甲骨文就是商代人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历史文献档案,它是一种记事文例形式的文字。甲骨文不是商王和“非王”为了事事都要占卜的卜辞,也不是殷商人处处都要崇尚鬼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商代人精美的青铜器制作工艺和其前的玉石、礼祭、征战、城居等文化遗迹已经告诉我们,请不要把商代人的文化思想和文明创造看的那么低级,那么落后,不能用现代人科技环境下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就去框死、定性古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色。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黄现播、徐中舒等学者“三重证据法”, 杨向奎、叶舒宪等学者“四重证据法”及当今比较主流的“多重证据法”等文化史学研究方式都是可取可用的。历史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文化续存,若人为的割裂和扭曲,那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从“红山文化”考古与文献“殷商文化”的气息关联,从甲骨文里的“玄”、“隹”、“巫”、“天”、“帝”、“神”、“王”、“商”、“鬲”、“殷”、“医”、“邦”、“邑”、“封”、“树”、“伐”、“羌”、“祖”、“辛”、“康”、“卜”、“贞”、“鼎”、“册”、“牢”、“祀”等许多的字分析本义和“商王”多次迁徙路线等史料反映就能知道整个商代人存续了两千多年。
商代人从“红山文化”区域兴起,也就是上古黄帝族后裔一个以“玄鸟”为神权象征的族群至辽西平原一带安栖生息,然后他们在先祖“逐鹿中原的遗命记忆”下逐渐越“太行”、翻“燕山”、渡“易水”、过“漳河”,基本上是沿着“黄河古道——禹道”南下至“盘庚西迁”安阳殷墟,再至纣王朝歌天数已尽而亡国。
史书传载“帝喾”到“简狄”再到“契”和“契”被“帝尧”封于“商”主管火正,记述是对的。《商书》“ 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十四世,凡八徙国都。”《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荀子•成相》:“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尚书•多士》“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史记•殷本记》“有娀氏之女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这些文献记述也是对的。吾人,千万不要用唯考古、唯眼见为实的认知去否定抹杀我们先人的文献记载,刨坟挖墓的否定抹杀我们先祖创造的中华文明史!
商代是一个文化传承与文明再创造的延续发展过程,华夏文化在他们那里得以延续和恢宏,并且互融,好像满清人入关统治汉族人是一样的道理。不能否定华夏先祖的智慧性,不能否认中华民族的历史传承性,不能否决中国文化的优秀性,当然更不能错判商代人的文字功用和价值,不要以为今人是科学的,远古的商代人就是迷信的,这是要从根上来醒悟!
这也就是我力倡“甲骨文非卜辞说”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