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牧青日记：杨牧青：让陶器说话——改变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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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牧青：让陶器说话——改变人们对文明标准界定方法与认识
在以华夏文化与文明为主体的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陶器的历史很悠久，经现代科考测年可知已有3万多年。
1999年长庆石油勘探研究开发院袁效奇先生和他的同仁在研究“庆阳第四纪地层”时，在庆阳十里坡、环县曲子一带“晚更新世河湖相自然沉积地层”中发现一些红色的陶器残片，经分析并用碳14C测定它是一套距今约3万年前的堆积，与根据哺乳动物化石所确定的地质年代相一致。这一发现把陶器出现的年代提前了大约两万年，其意义重大。现在国人普遍认为钻木取火在4至5万年前始于河西走廊的燧人氏部落，环江的远古旧石器文化遗存与3万年红陶残片的出现，证实了庆阳先民在人工磨檫取火技能上极有可能早于燧人氏钻木取火，尚需进一步的研究（见窦彦礼先生《上古庆阳》/三秦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1973年首次发掘的广西桂林独山西南麓“甑皮岩首期陶”距今约9000多年至7500年，是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有代表性的遗址。2016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考古专业机构联合出具《综合意见书》，形成关于“陶雏器”研究成果的综合意见，认为：甑皮岩首期陶属于甑皮岩先民使用“双料混炼”技术制作成的“陶雏器”；甑皮岩首期陶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罕见的“陶雏器”，是特殊的泥塑器，也是特殊的陶器，是陶器的雏型，是陶器研究史上的重大发现，对研究陶器起源具有重大意义（见2016年11月15日“中新网”广西新闻报道）。
1973年至1977年对河北武安磁山、浙江余姚河姆渡到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发掘出均距今约7000年以上的陶器片。1986年起发掘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发现陶片距今约9700-10500年。
2004年江西万年县仙人洞文化中3B1层出土的条纹陶，其烧制年代约在1.3万年以上。2012年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文化中陶器罐碎片的发现，可追溯至公元前2万年-公元前1.9万年（见《南方文物》2012年第3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美国波士顿大学考古学系保罗·格德伯格等发表的《江西仙人洞遗址两万年前陶器的年代研究》文稿）。2016年起广东英德青塘遗址/华南考古发现距今1.7万年的陶片。
日本早期绳文人陶器距今约1.25万年，北非陶器距今约1万年前，南美陶器距今约7000年前。1925年在中欧的捷克布尔诺南部摩拉维亚盆地下维斯特尼采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一件公元前29000-25000年裸体女性陶质雕像。现有许多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有伪造古文化古文明之嫌。
从现有资料来看，普遍认为中国的陶器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要原发区而传向四面八方，龙以泾河、渭河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和南方江西、广西一带，大都在1万年以上。特别“黄土大塬的庆阳三万年红陶残片与旧石器晚期文化层次”这个时限与我力倡并主导的“杨牧青古中国大昆仑文化史学观”中常讲的“确定中华文明3万年观念”从时间年限对应上来说是一致的，是可做重要佐证之一的！
陶器是用黏土或陶土经捏制成形后烧制而成的器具。“陶器的出现是人类在自然界生存中的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创造”，是人类最早利用化学变化改变天然性质的开端，是人类社会由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是陪伴人类最久的生活用具之一，至今还在使用。《礼记·月令》:“（仲冬之月）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唐代赵璘《因话录·徵》:“兵察帝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贮于陶器，以防暑湿。”这是对古人陶器制作与使用的一个记述缩影。
郭沫若 《中国史稿·第一编第二章第二节》:“陶器的出现是人类在向自然界斗争中的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创造。”这里我认为，“斗争”要不得，人类应该与自然界相适应的生存和寻求发展，而不是斗争式的发展，更不是发挥禽兽性的“丛林法则”。人类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不是斗争形式的表现，这个要区分开来。所以前面我对郭老原句删“向”改“斗争”为“生存”了。
当今，关键的问题是，所谓的国际学术界在对“文明标准界定”时不把陶器这种“划时代的发明创造”列入重要的要素之一，简直是蠢极了，我们不知这些西方世界的欧美人对文明标准界定和后来相继的引用者怎么这么的脑残呢？！这也导致中国人对文明标准界定和引用时也相继的陷入了误区的序列。如，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是采用了这种“文明标准界定”法之一（见该工程首席专家李学勤先生有关访谈），把华夏先祖“划时代的发明创造”的高度文明却放在一边不予以应用，不予以浓墨重彩！
究其因，原来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起那些提出文明标准界定的英美学者是缺氧的，是蛮荒未开化的，心智愚昧之故也！资料显示，文明标准的定义出自西方学者。美国原始社会史学家亨利·摩尔根在1877年代表作《古代社会》一书中，把人类社会进化史分为三个阶段：野蛮、半开化和文明。他关于文明的标准只有一个：文字。英国考古学家格林·埃德蒙·丹尼尔在1968年出版《最初的文明》一书，使“文明标准”得以确立并流行开来。他的标准是：城邦、文字和礼仪建筑三条，文字不可或缺，再有另外一条，即可认定为文明社会。由此也导致了全世界性的“文明标准界定”滥觞，并且荼毒于拥有数万年之久的华夏文化文明史，而我们的中国学者以“科学研究”、“学术结晶”、“思想超前”等名义照猫画虎的生搬硬套！
我们必须要明确的知道，人类一切劳动创造和文化形态都是文明的体现与反映。文明可以分为初级、中级、高级阶段。有人类就有文化，有文化就有文明。文明并不是以“文字、青铜器、城邦(国家)”三要素为界定标准的，这是狭隘主义和思维禁锢在作祟！
如今，我们要用力的温柔的去拍打清醒被欧美一些不良思潮灌输迷糊了的脑袋，让世界都知道——古老的中国文明事实上应列为四大文明古国之首，中华文明不是上下5千年，也不是8千年，至少是拥有3万年的文明根基！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个事实，近两年来，中国学者不断的建议或倡言，要搞“中国的文明标准”，不能再用西方的文明标准那一套，这是令人非常欣慰的！如，2018年5月28日历时15年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对中外媒体发布成果时说：“这些新的考古成果将更新进中国的初中历史教科书中。而根据中国历史的特点，中国的考古学家们也提出了与西方不同的界定文明的标准。”（见“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报道）
吾国吾民、吾学吾科，当该反省认错纠错了，要坚定中国文化信心，期以迈进更好的“文化自信”状态中，国强时文化与历史也一定要强，要跟进！！——庚子仲夏杨牧青复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