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牧青日记：杨牧青：甲骨文非卜辞说之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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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牧青：甲骨文非卜辞说之甲骨文书法浅述再谈
在以往的学研认知和艺术实践基础上，先后有十几万字涉及上古文化和甲骨文方面的文稿已见于网上，关注者甚多。前段时间，录了几段《杨牧青：甲骨文书法浅述》小视频，后又写了一篇《杨牧青：复谈甲骨文书法创作不宜使用通假通用字》文稿，其内不断重申这么几点：
一、甲骨文不是殷商人凡事都崇尚鬼神、迷信天命进行占卜而形成的文字。今时，对甲骨文的解读，这是一个思想和认知的核心问题，更是涉及到华夏人文化的智慧与愚昧、中华文明的先进与落后的一个大是大非的大问题！
二、甲骨文的“大众普识普及化”不应是死水一潭，不应是走进死胡同，也不应是高墙大院的特权，应该是一个全民式的、开放式的、阳光性的文化学习、认识和教育传播、普及的事情。
三、就“甲骨文书法创作”时缺少“甲骨文字体”时，完全可以用“甲骨契刻精神”和汉字的“六书法则”参之金文、简牍文字，去按甲骨文的“笔画契刻意象意趣”进行创作，充分发挥字体的造型艺术。
四、现时代及今后，甲骨文要通过中国书法来焕发青春，恢弘其神采，说到底，这又是一个思维、思想、认识、方法和如何结论的问题，不是某些权威或专家说了算的问题。还有，所有的《字典》也不是不变的，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尽奉典不如无典，关键在于我们自性上对甲骨文与甲骨文书法之间的认知是怎样的。种豆得豆，什么蔓上结什么瓜，需要我们从根上去理解。就甲骨文书法创作来说，还是不宜使用通用通假字的为好，这样更有利于甲骨文的大众普识普及化！
五、今时，我所做的这一切，惟有“努力期使新时代甲骨文信息综合研究有一个新的突破，走出庙堂，走出圈层，让它多些大众普识普及化。”
以上几点或许不为字字珠玑的金科玉津，然是在当前环境下对整个“甲骨学界”状态一番审视后的心得体会，或谓之独白式的呐喊，以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甲骨文”今后发展的一些冀望与忧思。当然“智慧浅劣，无復冀望”则是另一番景象了。
同时，“科学实证+玄灵思维是认知人类上古文化文明的基本方法。”“古中国大昆仑文化史学观是解读上古人类的金钥匙。”“文字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身份证，器物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户口簿，文献记载和器物遗存就像对历史发展录备的口供。”“甲骨文是商王朝的日常生活记录，是殷商历史的文献资料遗存。”这些论断又是我认为的“金口诀”，经常不断的重复。
上图:这是多种书册影印收录的甲骨片。最早著录在1914年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菁华》(编号为第2正、第3反片)。1933年收录在郭沫若的《卜辞通纂》(编号为第512正、第431反片，并有考释。)后《甲骨文合集》收录在第一册，编号为6057正反片。2010年收录在马如森《甲骨金文拓本精选释译》（第19页，断代为商代一期武丁卜辞，分类为占卜记事刻辞，共189字，该书对此片释读尤佳，考释详尽周备。）
上世纪五十年代左右，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1911-1966）提出“王家档案说”（见《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出版.第46页、第301页），但其性质是局限了的，并不是对甲骨文字的功用与本质还原。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董俭教授系统阐述了“甲骨档案说”的概念，并将“甲骨档案”一词写入大学教材，影响也比较大。（见《我国古代历史档案的瑰宝——甲骨档案》[J].《档案学通讯》.1980.）以及再后来的许多“档案学者”，他们是从档案学角度去认知甲骨文的，没有从甲骨文的性质与定义上入手去解决问题的。
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1898 -1991）的硕士毕业生四川大学教授黄奇逸（1950年生）在《商周研究之批判辨疑》《甲骨卜字解》等著述中说：“我发现甲骨文不是‘卜辞’，而是‘录辞’，是祭祀问神之后的备忘录。”
还有最让人悲感和心痛的是，用准备为老伴治病未果老伴去世遗留的医药费而出书的且被“院科体系”视为“民间草根”甲骨文研究者璩效武（1940年生，太湖无锡人）先生认为“甲骨文不是占卜辞”， 他“认定甲骨文是商王朝的文字档案，它记录了朝廷及其他政府机构的办事信息，而绝非什么‘卜辞’”，并对甲骨上的钻、凿、灼痕迹也做出了其独到的解释。(见《甲骨文字辨释》上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给中社科院去函表达了“甲骨文不是卜辞”的重大研究发现，又在世纪之交再次致函李学勤先生，但均未得到明确答复。先生的学说体系，也没有得到学界的任何关注，更不用说讨论了。（见《休闲读品》杂志2012年01期，作者：简直，及《杨牧青甲骨文非卜辞说:璩效武先生印象——当潮湿的心生起时您对文化人有何感想?》一文(艺界报公众号.2019年11月11日）
当然，如今还有一些甲骨文爱好者，乃至具备专业性的“学者”也持“甲骨文不是占卜辞”的观点，他们从民俗风闻、科学考古、天文星象、文字构造、词句体例、旁侧引证等方面展开论述，分析的也是有条有理，多见于今日头条、微信公众、新浪等网络上，读来令人启思不少，从中也证明、鼓励了我力倡并主导的“甲骨文非卜辞说”是有春天的希望的，时逢待令，相信甲辰过后，甲骨文不是占卜辞的观点和理论将更多的见行于世！
从殷墟安阳及其它一些地方发掘出土的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不是商王朝因占卜而产生契刻之辞，不是卜辞。
甲骨文不是三千多年前殷商人愚昧的、落后的、原始的、宗教的、血腥的以崇尚迷信、崇尚鬼神、崇尚龟卜、崇尚活祭……的对事无巨细、事无大小都要“凡事”进行灼龟占卜吉凶而契刻的文字遗留！
《尚书·周书·多士》：“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惟字，不仅含有唯一的意思，而且在商周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寓意着对上天、对先祖、对苍生的承诺，如同我们现在的庄严宣誓，非常重视的。后来周代许多青铜器铭文上起首第一个字就以“隹”来说事。
春秋时期的孔子之前，老百姓是没有读书机会和权力的，文字、书册、礼制、土地等都掌握在王朝的“王庭”之中。“册”是当时王朝通行使用的竹木简卷。“典”是“册”之外一种极其重要的记事记录资料（书刊），涉及更多的秘密文字，如同现在一些“国家重大图书工程项目”出版的书册，或一些机密内刊一样，社会一般人是无缘阅读或购买的。
典，殷商时期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正就是这些重要的“典”，它不仅具有记事记录的重要性，而且还有有礼法典章的重要作用，所以甲骨文字形就构造出双手捧供“册”的示意和形象，且线条如同香炉插的香一样，又如同我们在案几上摆上贡品去叩拜先祖一样的重要意象。
《尚书》这句话完整意思是，周王朝建立还不到20年的初期，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在摄政期间以“周成王”的口吻对残留的降周“殷商士人”说：“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的殷商祖先，是有‘册’记载的，记载他们的历史与功过，这也是他们有文化教养的表现；也有用‘典’去记录他们重要的礼制法令，典范、明示后人的；因为你们的殷商祖先是有文化、有礼制，所以才能革故鼎新，战败夏王朝的‘桀’，取得胜利，建立商王朝……后来你们的殷纣王‘帝辛’昏庸无道，才被我们周王朝给‘潜天行道’的取代了，这是天命啊！天命难违！”就此不多说了，要详细讲夏、商、周的这些历史和故事，几十年也是讲不完的，有关“甲骨文非卜辞说”可参阅我的相关文稿便是，慧者可自鉴。
甲骨文书法的临摹与创作是相辅相成，是不可分割的。临摹需要“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但是，若真正进入甲骨文的书法创作时候，“艺术”的基因在激变、在催使，“临摹”的思想、意识往往就不能对“创作”的艺术起主导、决定因素了，也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书法创作是一个人的心性、品性和平素的文化学养积淀、艺术度的理解深浅及对大自然、对社会、对人生的一种综合感受、体悟的艺术升华与飞跃，不是技法、权力与职务或其它外在力量说了算的！
今天我们看，殷商甲骨文契刻者正是悉心的、精心的进入了文字刻画状态，有些契刻精良精彩的刻辞，是一种“人天一合”的境界，他们（所谓的“贞人集团”）没有为了什么展览、比赛、奖金或争取什么社科基金资助著册出典，或者权力与职务的勾心竞争……等等，所以“贞人”契刻的文字不能被今时大多数的人理解且看起来总是那么的幽深幽妙，犹似天生之物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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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平时我已有了微信随记随发的日记习惯（截图）
就甲骨文研究和甲骨文书法创作来说，当今及今后，若不解决思维、思想、认知和方法的问题，那所得的“结论”只能原地踏步或不得不进入圈层壁垒、学术裙带关系的死胡同！
因是当今及今后，甲骨文研究必须要建立新的认知，构建新的解读方法，突破固有思维模式，激活甲骨学研究体系，跳出象牙塔，走出卜辞阴影，打破院体学术研究垄断和一言堂的不良现象，清除、防范学术研究及社科项目腐败，让广大民间的甲骨文（甲骨学）研究群体、队伍活跃起来，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优势！
因是当今及今后，甲骨文书法创作必须要走出、挣脱老一辈甲骨文书法家那种“取法金文篆意笔法”的书写方式，回溯到“甲骨契刻精神”的本源上去，重新认识甲骨文字当初先用毛笔朱书后再契刻的一些特性，激发、焕发甲骨文字本有的青春与神采！2020年5月29日杨牧青于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