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根权日记：《孙过庭享年考略》-《品评》第

王根权日记 对话

加友

《孙过庭享年考略》-《<书谱>品评》第二讲（王根权）著 
 孙过庭的生平正史无载，其它资料又非常有限，关于他的享年说法颇多，却都比较牵强，使人难以置信。关于孙过庭的享年，中国书法史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今天根据有限资料略加考证之。
 关于孙过庭的享年问题，历代书评中多有争议。这些争议牵扯到了对《书谱》的看法，又往往影响着对《书谱》内容的解读品评。考证孙过庭的享年，对于准确解读品评《书谱》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孙过庭的享年几何？根据相关资料可以先大概确定出来一个时间段：生年627年—649年，卒年687年—702年。这个时间段是一个典型的不等式，这个不等式的解析结果就是孙过庭的享年。
 生年这个时间段的选取依据是《宣和书谱》卷十八《孙过庭传》里的一句话：“文皇尝谓，过庭小字（或作小子）书乱二王。盖其似真可知也。”627年—649年太宗在位，由此可知孙过庭的出生年可以早于627年，而不能晚于649年。
 卒年687年—702年这个时间段的选取依据是《书谱》最后的写记，“垂拱三年写记”。垂拱三年即687年。702年的来历是陈子昂撰有《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陈子昂死于702年，孙过庭的享年自然不能超过这一年。
 对于这样一个时间段，按照不等式的解析可以得出，孙过庭的最大享年当在75岁以上，最小享年不小于38岁。这一解析是一个粗略的估算，这个粗略估算的依据是孙过庭的生平活动时间。根据这个粗略的估算，就有了两种说法：一种是偏大说，一种是偏小说。以往的论书者，关于孙过庭的享年多从偏小说。今天，根据所能见到的相关材料分析判断，选取了偏大说。以下再对以上解析结果作进一步分析。
 为了弄清孙过庭的真实享年，首先必须确定出几个相关的参照年点。627年当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年点，理由是唐太宗生前见到过孙过庭的字。孙过庭《书谱》有句，“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志学之年”是什么年龄，15岁。也就是说孙过庭是从15岁时开始有了习书练字的自觉性，到能写出一手让唐太宗喜欢的字的时候，孙过庭少说也应该是20岁以上。陈子昂《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曰：“幼尚孝悌，不及学文”。当是这一分析的有力佐证。
 唐太宗会是什么时间看到孙过庭的字呢？唐太宗看到孙过庭字的时候，应该是他在位的晚年时期。假若唐太宗在早年或中年就看到了孙过庭的字，那么孙过庭的情况应该不是后来的情况。唐太宗非常喜欢书法，又特别推崇王羲之。在位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搜集王羲之的墨迹，将“兰亭序”双钩描填后送给皇子及大臣们临习，朝臣们争相临写《兰亭序》。唐太宗尝谓魏征，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与论书。魏征给太宗推荐了褚遂良。魏征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便召命侍读。从太宗喜好书法，推崇王羲之的程度由此可以见得，像孙过庭这样一位能够乱真的临王高手，唐太宗一定是不会忘记他的，孙过庭以此为机会得到太宗的赏识当在常理之中。但是，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太宗发现孙过庭以后不久就过世了。唐太宗过世后，其他人也就不提这事了。由此见得，唐太宗见到孙过庭的墨迹时，当在他的晚年。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这就是《宣和书谱》所记述的这件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问题。《宣和书谱》是一个很正规的出版物，有关历史事实的选取应该是可靠的。尤其是关系到皇帝的事，无中生有不负责任的瞎编乱造的可能性不大，再说也不存在瞎编乱造的目的和必要。《宣和书谱》记录文字虽不多，但语言生动，语气特征明鲜，符合唐太宗的口气，也符合孙过庭的实际，此说应当为真。
还有，孙过庭的翰墨又是怎样到了唐太宗手里的呢？史无记载。分析，唐太宗是靠武力得天下的，取得政权后又崇文好书，好书又特别推崇王羲之。在翰林院设侍书博士，国子监设书学博士，科举考试中设有明书科，以书取仕。这样就有一种可能，孙过庭参加了地方的科举考试，因为其书直逼王羲之，地方考官发现后为讨唐太宗喜欢，将孙过庭的试卷上传到了唐太宗手里，唐太宗看后果然高兴，这才有了《宣和书谱》中的那段言语。这样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且为最合理解释。
有一个史实可以映证这一分析。贞观十七年（644年）五月，唐太宗手诏“令州县举孝廉茂才，好学异能卓荦之士”，诸州所举十一人，太宗引入内殿，赐坐于御前。太宗、皇太子、近臣相继提问，“咸不能答。”又令到中书省射策，“所答乖旨”。①

根据上述情况看，唐太宗对州县所举孝廉茂才这件事是非常重视的，孙过庭当不在这十一人之中是肯定的，如果在这十一人之中，陈子昂《率府录事孙过庭君墓志铭》中就不会说“四十见君”。这说明唐太宗只是见到了孙过庭的字，并未见到孙过庭的人。试想，地方诸州县除了举人以外会不会还有举书之举？孙过庭的墨迹会不会是在某一次举书中，或于举孝廉茂才时被呈送给唐太宗的呢？应该说，完全有这种可能。

解读孙过庭生平最为关键的，也是孙过庭史料中唯一的一个数字概念当是陈子昂《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中的一句话“四十见君”。这是解秘孙过庭生平最为关键的一个结。根据以上分析，孙过庭与太宗没有见过面，“四十见君”所见之君当不是太宗，而应该是高宗。史载高宗在位时曾两次亲试举人茂才。一次是显庆四年（659年）“二月乙亥，上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惟郭待封、张九龄五人居上第，令待诏弘文馆，随仗供奉。” ②一次是调露元年（679年）“十二月壬子，唐高宗御成殿，召诸州举人亲问。” ③假令“四十见君”是调露元年（679年），那么孙过庭的出生年就是贞观十三年，贞观共计二十三年，十岁的小孩能写出“书乱二王”的字，那是不可能的。故此，孙过庭于调露元年（679年）“见君”的可能性不大，理当舍去。由此可以确定，孙过庭见君应该是显庆四年（659年）。根据“四十见君”一说，结合太宗见字一说，便可以得出孙过庭的确切出生年了，那就是武德二年（619年）。

孙过庭的卒年如何取舍呢？从现存的《书谱》手稿墨迹看，最后有“垂拱三年写记”一句，其中“三”字为改笔。从所改笔意看，当是先写为“元”字的前两笔后，改写为“三”字。又象是由“五”字改写为“三”字的。不管是从“元”改成“三”，还是从“五”改为“三”，从时间概念看都是相差了两年。生活中那有读书人把年份记错两年这一情况的？但记错一年这种情况倒是时常有的。什么情况下记错一年这种情况常有呢？新年伊始。新年伊始，旧的记年印象还留在头脑中，新的记年印象不深，还没有转过来，还在原年份停留着，这种情况在一般人的记忆中较为多见。作书人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新年伊始，落款时间却往往写成上一年。记错一年的情况时常发生，而记错两年的情况就没有了。

孙过庭为什么能将落款的年份记错两年呢？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垂拱只有四年，下来就是永昌元年。如果是将“元”字改为“三”字的话，当时在孙过庭的脑海里反映的应该是“永昌元年”。书写时由于以往的书写习惯错把“永昌”写成了“垂拱”。“垂拱”只有四年，刚刚改元，孙过庭对“垂拱”的深刻印象还没有挥去，对“永昌”记忆不深，书写为“垂拱”应该在情理之中。写完以后想起错了，进行补救，将“元”字改为“三”字较为方便，也较为合适，故此就有了“垂拱三年写记”。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将“五”字改写为“三”字。这是因为当时虽然已经改元了，但在孙过庭的脑海中仍然还停留在原来的纪元概念中。“垂拱五年”实际上也就是“永昌元年”，当写完后发现记错年了，施以补救，便采取了尽量改少省事的最佳补救方案，将“五”字改成为“三”字。

这两种可能无论是哪一种，都足以说明现在大家看到的这部《书谱》手稿当是永昌元年，即689年所写。孙过庭的卒年当在此以后。此后那一年呢？即陈子昂写《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的那一年。陈子昂又是那一年写的《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呢？最大的可能就是陈子昂卸官回乡的那一年。推测应该是陈子昂卸官回乡路过了洛阳，原本想路过看望孙过庭，不想孙过庭已突然死亡。假若陈子昂还在任上，那么孙过庭突然死去的消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不可能立即赶往洛阳为孙过庭写墓志铭。如果陈子昂回到了家乡，孙过庭死去的消息同样不会很快得知，也不可能得知消息后赶往洛阳去写墓志铭。考察陈子昂的生平，陈子昂天授二年（691年）因继母忧卸官回家一次。按照上述分析，《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应该就是这一年陈子昂卸官回家路过洛阳得知孙过庭病逝而写的。孙过庭的卒年应当就是这一年，即天授二年691年。

综上，结论出来了，孙过庭生于武德二年，即619年，卒于天授二年，即691年。孙过庭享年72岁。

关于孙过庭享年从大一说，还可以找到诸多佐证。如《书谱》中有句：“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思则老而愈妙，学乃少而可勉。”“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这些应该都缘于孙过庭本人少年学书，以至老来感悟之体会。

再如《书谱》中句：“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从心。’故以达夷险之情，体权变之道。”仲尼的这句话是《论语·为政》里的一段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愈矩。”如果孙过庭不是老年，而是中年，按照常理孙过庭引用时是不会跳过青年和中年时候，直接从五十开始，越过六十，直抵七十，谈什么“达夷险之情，体权变之道”。还有如陈子昂《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所述：“将其老有所述，死且不朽”。这里明确地指出了孙过庭之老。这些都可以做为从大说的有力支持。

注：①《册府元龟》卷四《帝王部.求贤一》卷643《贡举部〈考试二〉》《唐要会》卷76《孝廉举》。②《旧唐书》卷4《高宗纪上》。③《旧唐书》卷190《员半千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