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基本特质和身份象征。文化认同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及民族凝聚力具有特殊的功能。香港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原因,长期处于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特别是英国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呈现出与内地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文化,面临着价值取向的差异以及文化认同问题的困惑。"一国两制"条件下,要使香港完全融入祖国的大家庭,除了在经济上维护香港繁荣稳定,还需要深入了解和认识香港人与内地在思想深处的隔阂和差异,通过建构文化层面的认同达到价值观念、政治取向的认同。
香港美协主席马培童焦墨画创作中
回归后。香港与内地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但一项最新调查发现，香港人的“港人身份认同”越来越明显，其中“80后”的年轻受访者“港人身份认同感”最为强烈。有香港媒体在报道中解读称，调查结果反映部分港人“抗拒中国人的身份”、“国民身份认同感低”。不过，负责调查的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冯应谦向《环球时报》记者澄清说，香港人对“港人身份认同”与“国民身份认同”并不存在矛盾，调查显示港人“本土意识”增加的同时，也显示过去十多年来香港人对于国旗、国歌或解放军等国家象征自豪感相对有上升。
在香港,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原因,西方的生活模式以及文化习俗渗透于社会,而香港本身的文化特性被压制,长期在中华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特别是英国文化的双重影响下,香港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被弱化。回归后,香港呈现出与内地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文化,面临着价值取向的差异以及文化认同问题的困惑,即有一部分人只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还没有建立起自己是“中国人”的稳定认同。在这种状况下,如何尽快地使香港融入祖国的大家庭,并在国家统一、民族复兴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然而,文化是一种历史、传统、民族等各种因素融合在一起的综合体,是历史和传统的长期积淀。历经英国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香港文化呈现出一些从中国传统文化“出位”现象:港人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淡漠,缺乏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了解,香港民众的文化认同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
实际上,香港人的身份困惑大概出现在20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其一,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1841年5月香港政府公布的人口数字是7450人,到1996年6月,香港常住人口达到621万人,目前已达700多万人。香港人口的快速增长,并不完全是本港自然出生,也不是外籍人士的增加,绝大多数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条件和形式下,从祖国内地进入香港的。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曾出现几次大规模的从内地到香港的移民潮。“以移民为主的人口结构,加上人口高度流动的长期化和制度化决定了香港至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不可能建立起以香港本土为认同对象的‘香港共同体’。”其二,“移民社会对本土认同的形成最大的影响是,移民背负着原有的文化和认同,要他们完全融入新移居的社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要等到第二代才有可能。因此,以大多数移民人口形成的香港社会就缺少了可以建立新的本土认同的条件。”
伴随着香港居民本土意识的萌芽,反映香港本地特色的香港文化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作为‘香港文化’象征的以李小龙为主的香港功夫电影热潮和以许冠杰为鼻祖的粤语流行曲的创作热潮就是在这个年代涌现出来的。换而言之,香港在1949年后,尤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形成了与中国大陆截然不同的生活文化。”与此相适应,香港居民在人生观、价值观及其行为规范上与内地同胞的差异逐渐拉大。
尽管回归以后,内地和香港间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并日益深入,两地都投入巨大热情来修补香港人长久缺失的国民身份。“但是香港与中国分割150年,要建立这种国民身份,不能一夜之间做到。”曾任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的何志平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表示,这需要一个过程,包括认识、理解、尊重和接受。
马培童焦墨画写生作品欣赏
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行割占香港。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英国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消除香港人民原有的中华文化认同,断绝其对原有文化根源的怀想,用西方的文化重塑香港的文化认同,使得香港人自觉在文化上有别于中国人,反而对英国文化产生了认同。他们在看待自己香港本土的文化现象时往往不自觉地被制约,套用了英国殖民者审视与评定事物的标准与理论,因而造成本身文化认同上的缺失,这便是所谓的“文化原本的失真”,由此凸显出香港文化的特点。
但不管如何,在民族文化发展中,除了本民族文化与外族文化的融合外,在本民族中,由于地域不同和发展不平衡,也会出现文化的差异,因而还存在着本民族内部的文化融合问题。因此,从民族文化发展的角度看香港与内地文化、价值取向的异同,便不成为难以理解的问题了。
马培童焦墨画《写生吴哥寺》作品欣赏
文化的差异充满着魅力,正是因为差异才需要文化的交流与沟通。香港回归20年来,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出渠道增多、范围扩大、层次加深的新气象。来自文化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就有超过200个香港艺术团体赴内地交流演出,内地赴港演出团体超过300个,文化交流人数创历史新高。但香港与内地并没有出现水乳相融的生态环境,其深层的原因应该在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港人文化认同上的迷惘和困惑。
马培童焦墨画《大地富豪》作品欣赏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从主权角度看,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下的特别行政区,特区的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必须依《基本法》由无外国居留权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因此,从政治体制上讲不存在“国家认同”问题。但从历史上及回归的过程来看,香港居民的身份定位的确是一个现实问题。从本土层面讲,20世纪七十年代起出现香港人的本土认同与探索国民身份两条路的双轨发展,总的情况是“中、港有别”得到港人普遍的认知,也获得内地与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同时,“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特区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港人对本土认同的发展,制度化了香港与内地的国民差异性,使两地国民不能共享一套核心的道德和政治价值,香呈现出与社会主义主体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因此,回归后港人的国民身份认同依然复杂,在国家层面,港人普遍抱有国家民族观念,但其政治现实及价值追求却像镜子一样反映着港人身份认同的困惑。
认同是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追问和确认,它告诉我们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文化认同则是指特定个体或群体对其传统的独特结构所含有的惯常信仰、社会礼仪、生活特征和价值观念等内在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结构中并自觉以此为标准来评价事物、规范行为的过程,是指个体对不同社会组织和文化传统的归属感,是国家认同、政治认同的基础。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英国占据多年。期间,很多外国人来香港寻找发展机会,香港乃形成一个多民族聚居之地,成为五湖四海的移民之都,而且还曾是一个人口高度流动的移民社会。它不仅不断流进很多人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不断大量流出人口。但中国人始终占香港总人口的98%以上。因此,中华文化在香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是香港文化的根和源。
在香港,中西文化在碰撞、交流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兼收并蓄、多元共生的新文化。有如香港作家也斯先生所描写那样:香港“就像一个橱窗、复合商场、比邻的大厦,不是由一个中心辐射出来,而是彼此并排,互相连接。你可以从中环的太古广场走下金钟地铁车站,从美国图书馆走向一个超级市场,你发觉商场、酒楼、影院和政府的办公机构互相通连。你轻易地从文化空间走入商业空间,从私人的空间走入公众的空间,界线模糊,他们是互相重叠,互相渗透的。在这些空间中流连,你逐渐发现很难分辨什么是本来的,什么是外来的;什么是自己的,什么是他人的;什么是传统的,什么是现代的;什么是东方的,什么是西方的。商店的招牌,物品的标记,广告上的符号也都使用一种混杂的文字,意蕴互涉,牵叠了不同的文化脉络”。经过百余年来的历史发展和积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香港这块土地上互相碰撞、渗透,逐渐形成香港自身特有的一种文化景观:“重商轻文、重西轻中”的多元混合文化。很明显,中华文化在这里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主导地位,香港与内地文化的差异逐渐拉大,文化认同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马培童焦墨画《大山深处》作品欣赏
文化是历史养育出来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行为规范、价值取向。香港学者关世杰教授归纳了中、美人民在文化表现上的落差:中国人注重互动和相互依靠,美国人注重自立和独立;中国人重视集体的作用、讲集体至上,美国人重视突出个人、讲个人至上;中国人偏好人际和谐、注重亲密无间,美国人喜欢个人竞争、注重保持个人隐私;中国人喜好共性,美国人喜好个性(中国人的“随大流”常与美国人的突出个人、“爱出风头”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人注重保住“面子”,不但要保住自己的“面子”,还力求保住对方的“面子”,美国人不讲“面子”,有时也许要保住自己的面子(他们称“尊严”),但绝想不到对方的面子,等等。以上虽是中美人民文化取向的差异,实际上对于观察香港与内地人民的文化差距,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越是有差异的地方,越需要认同。长期的殖民统治,使香港成为世界上少见的、在100多年里没有进行国民教育的非原始地区,香港民众国家意识淡漠、国民身份模糊,他们不断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大陆人眼里,他们是西方,但他们与西方人之间有认同差异;而在西方人眼里,他们是大陆,但他们与生活在内地的人也有明显的文化差异。因此,香港曾一度被视为是属于没有自己的文化认同的地方。1997年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政策实际上承认了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成为中国唯一一个允许公民拥有两种国籍的城市,港人长久面临的身份认同问题并没有即刻得以解决。香港大学曾对1000多港人的身份认知发现做过调查,除了一半人明确知道自己是香港人或中国人外,还有一半人则模糊地填写“中国香港人”或“香港中国人”。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曹景行说。在香港,除了社会上层阶级的少数买办等人自命为英国身份外,社会大众的身份认知一般是在“香港人”和“中国人”之间摇摆。身份认同的摇摆直接影响了香港同胞的文化认同和政治取向。
马培童焦墨画《我家后院》作品欣赏
香港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珠江三角洲文化一脉相承,以广东文化为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省港文化网络”。新中国成立以前,香港与内地基本上是自由进出,内地居民进入香港不受限制,也不须办理任何手续,两地交流广泛而密切,两地人民生活彼此相连,不论生活习惯、风俗、传统、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文化都基本相同,没有大的分别。1950年以后,由于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港英政府制订并实施严格的入境管理制度,限制两地间居民的自由流动,香港人口趋向稳定,两地交流大幅减少。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居民中在香港本地出生的人口超过一半。为了维护统治,港英政府推出一系列新的统治措施,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教育上,割裂香港和大陆的关系:港英政府为每一位学童提供关于“英国人的理想与习俗”的“基本教育”,推行所谓“教育禁止政治参与”、“政治与教育严格分开”的政策,从文化上来疏远青年学生对祖国的认识,压制爱国人士积极倡导的国民教育;行政上也采取一些积极的政策包括扩大市民参与政府行政工作的空间,以稳定香港社会;同时,经济上,香港凭借着其特殊的历史、地理位置,二战后经济迅速发展,在20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的人均GDP首次超过了英国。这一系列的因素促使了战后出生的香港一代开始萌生了“香港是我家”的本土意识。“这点，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人都有”,曹景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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